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实践需要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进行选择运用和发展创新的过程。而中国社会实践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到科学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变化。只是由于不同时期时代主题、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面临的实践任务不同，客观地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同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选择运用和发展创新也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不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每一阶段取得实践的成功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检验标准。于是，时代化和大众化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它们深深地植根于实践，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生长点。

　　一、建立新中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它指导实践前进，又随着实践而前进。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就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实践沃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坚实根基。

　　１、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中国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直接导致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在 １９４９年建立新中国；可以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实践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时代主题不仅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走向，而且也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和历史命运。

　　事实上，在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几乎就没有听说过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很快在中国传播开来，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极大地鼓舞了先进的中国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决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拯救苦难的中国；另一方面，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帝号召感到振奋，这就有力推动了先进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身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全面扬弃形式出现的，这种既是西方文化产物又具有现实资本主义文明叛逆者的思想特征，正好满足了先进中国人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救亡图存的良好愿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整个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产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历史命运，对资本主义文明下的人间罪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并勾画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社会主义文明蓝图。于是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和人民解放就成为那个时代“二位一体”的首要任务。可见，马克思主义这个时代理论之所以很快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在于它能指引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双重任务的伟大实践。

　　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建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千辛万苦夺取政权的历程。尤其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使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武装，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成立新中国。但这条道路是马克思、恩格斯任何著作文本都没有说过的，也是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心城市工人阶级武装起义这一成功经验截然不同的。因此这个实践必然要遇到那些只知道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教条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毛泽东带头进行斗争，从思想路线高度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初步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种结合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过程。后来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表述，并且运用它对各种不同领域问题作了成功分析。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深入人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终于为全党所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

　　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于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十大方面的矛盾，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论十大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以苏联为戒，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可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离开时代背景这个前提和基础，如果偏离了这个前提，抽象地或简单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有可能把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甚至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离不开时代所提供的精神营养，离不开实践的推动，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会偏离正常的轨迹。

　　二、基于改革开放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当时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抛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口号。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１、恢复和深化实践标准的权威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我们党把实践标准深化为生产力标准。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是坚持实践标准，它是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是评价一切社会现象有无历史进步性的客观尺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确实采用了一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管理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形式，如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制等等。这些东西到底姓“资”还是姓“社”？是不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种种思想疑惑，成了２０世纪８０年末９０年代初某些地方改革迈不开步子的深层原因。针对人们姓“社”姓“资”的疑惑，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后发表重要谈话时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三个有利于”标准进一步深化了生产力标准，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充分发挥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基于几十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不仅强调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所谓“第一”，并不是在传统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前面加上“科学技术”，排列为第一个要素。而是说科学技术是一种渗透性因素，是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基础，它是作为乘数乘到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上面去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２、坚持和深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

　　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首先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统一起来。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说明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而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一次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其次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都统一到与时俱进中。所谓与时俱进，就是指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时代和创新要求。

　　由上观之，当代中国最大的实践是改革开放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项伟大实践中，我们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相反，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内在灵魂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才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建构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把“以人为本”和“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显然，“社会和谐”与“以人为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它们的生长点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实践之中，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

　　１、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全面分析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深刻认识了社会和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判断，提升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社会和谐一直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就是说，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新中国，为我国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党又为实现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发生过严重失误和曲折，教训也是深刻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认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２、“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中央全会重要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以人为本”的范畴。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进一步的完整表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中以人为本的“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伟大实践。可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内在要求。

　　３、大众化是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理论宣传和普及等形式让马克思主义主动走进广大群众生活、适合广大群众需要的过程。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生机与活力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付出了不懈努力。理论家艾思奇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其《大众哲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通俗著作之先；毛泽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行者，其《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典范；邓小平、江泽民、在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大力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如“摸着石头过河”、“两手抓”、“与时俱进”等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把这个理论体系由深奥思辨变为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了解和掌握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掌握，并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真正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